摘要：以“西学东渐”为内含的世界历史进程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在汉中地域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社会历史文化刻痕。本文以“西学东渐”之视角，结合清末及整个民国时代，通过梳理汉中方志文化演变发展的历史细节与重大事件，探究汉中方志文化材料的累积状态，旨在揭示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与范式对中国及汉中方志文化理论的深刻影响、中国方志理论从传统到现代转型发展的标志、民国时期汉中方志文化发展、嬗变所呈现出来的多元社会文化生态，及汉中方志文化独特影响与重要地位。
关键词：民国时期;汉中方志文化;西学东渐;黎锦熙;《方志今议》;薛祥绥;续修《城固县志》
自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历史出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其一，社会性质发生质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与领土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与瓜分;其二，西方近代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渐进式的巨大冲击;其三，西方自然科学与技术理论体系与范式开始在中国传播和扎根。前两者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着明显的表象，但其负面影响则表现为历史的阶段性出现，即屈辱的百年中国近代史。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与技术理论体系与范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冲击与改造，对于中国科学文化与技术体系的自主性构建以及中国当代崛起，也埋下了历史性伏笔。
以“西学东渐”为内含的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也包括中国方志文化，不仅在天汉大地留下了深深的刻痕，更促进了汉中方志文化走向现代的历史嬗变与转型发展，也成就了民国时期汉中方志文化在中国方志文化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西学东渐”对汉中方志文化影响的最初痕迹
西方自然科学与技术理论体系、范式开始在中国传播和扎根，在清末就开始逐渐影响着中国方志文化知识体系的变化趋势。舆图乃方志文献必备的有机组成，舆图的绘制技术及方法在清末渐渐地发生了质的变化，清光绪十二年()，朝廷设立会典馆，专事《大清会典》的编修工作，为重新编制《大清会典舆图》，次年会典馆成立画图处，主持全国《清会典图》测绘工作，要求各省绘出省、府、州、县各行政区域的地图，呈送会典馆。
陕西省于光绪十五年()接会典馆测绘陕西舆图的通知，“会典馆咨开舆图事宜到司，当即恭刊钦定舆图格式、图说式并原折札发各府、厅、州、县，遵办在案。”这一时期，全国各省、府、县的舆图测绘所用仪器，既有原有设备、自制设备，也有从国外购置的新型测绘仪器设备。光绪十六年()，陕西舆图馆成立，为陕西省成立最早的专职测绘机构，负有组织领导、专业人员培训、测绘实施与测绘成果校核等职责，成立当年就刊刻了陆桂星、陈德熔编著的《测绘浅说》，还从测绘技术标准层面指导与规范全省的舆图测绘工作。测绘人员经过培训后，“分派到县照张测量，各汇分图。据《测绘浅说》‘每邑择明干精细之士子四人，两路分测，每路士子二人，带书同吏二个，土民二人。’即每县12人参加，当时全省91个厅、州、县，共约千人参加这次测图。”制作《大清会典舆图》是清末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朝廷拨付饷银经费至各省，每月拨付陕西的添银—两不等，至光绪二十五年()，陕西完成全省测绘任务，总计耗银约3.6万两。
这一重大的国家文化行动，在汉中方志文化领域也留下了深深的刻痕。如位于陕西汉中东南之定远厅(今镇巴县)，作为厅级行政建制创设于嘉庆七年()，光绪五年()余修凤修撰的初版《定远厅志》正式刊刻面世，但“舆图”部分阙如。光绪十七年()贺培芬复任定远厅同知，“随即延请程学深、张联辉、刘丕承、王朝梁等设局，潜心研讨朝廷制定的《舆图格式图说式》，上级发的《测绘章程》及仪器，以窥奥义。以针匣测平远，以仪器测高深。凡境内之方隅，四至八到皆分头详审……事经一年《续刻定远厅志全图》告竣。”这一史实在金恩辉、胡述兆所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得以确认。贺培芬所做工作不仅仅完善了《定远厅志》的结构与内容，舆图之于方志至关重要，“地理，志之本也;志地理者，首重舆图”，贺培芬还根据清政府会典馆于光绪十五年()颁布的《钦定舆图格式图说式》，用新颁布的测绘章程及其科学仪器，新绘“定远厅境全图”，并作序文一篇。光绪十八年()，贺培芬续刻《定远厅志》将其收录，成为清代汉中地域测绘最为精准、科技含量很高的舆图测绘成果，年代著名方志学家高峰先生这样评价“定远厅舆图”道:“这部厅志舆图十二幅，绘刻都十分精细，经纬度又是朱色套印，就其地舆图而言在陕西方志中可以说未见超过它的。”定远厅所绘舆图之所以质量上乘，无疑受益于《大清会典舆图》测绘的社会历史文化之大背景与技术条件。“定远厅舆图”，不仅具备中国方志舆图绘制的特点，且精准性得到大幅提高，这是近代部分新测绘工具与方法运用的结果，故这是一组融传统舆图绘图方法与近代地图绘制的难得县志舆图，更是传统舆图制作向现代地图测绘渐变的珍贵“标本”。
中国传统舆图的绘法与制作，不可否认具备一定的科学价值，但其精准度相对较差，其价值更多地体现中国独特的人文情怀，故中国大多传统舆图具有“山水画”的视角效果与鉴赏价值，而精准的地图价值较弱。民国十年()成稿付梓之《续修南郑县志》所测绘之“县辖山脉川道道路津渡图”“县辖村坝图”及“县城池图”等就完全具备了现代地图的特征与功用。据此，我们认为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范式在19世纪末期，就对中国以及汉中方志文化开始产生深远影响，这是以“西学东渐”为核心的世界历史进程给汉中本土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持续到民国时期，便开始凸显。
二、民国时期形成的汉中方志文献
方志文化转型有一个嬗变过程。汉中民国时期方志文化之转型发展在我国方志文化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方志数量虽然不多，远不及清代方志文献数量，但方志文化之繁荣与独特性，以及将现代自然科学成果融入方志知识体系方面，走在了全国之前列，尤以20世纪40代初的《城固县志》续修实践及《方志今议》出版为高标。汉中民国时期方志文献，经梳理如下:
民国十年()，南郑县知事郭凤洲、柴守愚编纂《续修南郑县志》7卷;
民国十四年()，南郑蓝培原等发起募捐、汉中道尹阮贞豫主持重刻《汉南续修郡志》，更名为《重刻汉中府志》刊峻;
民国二十年()，洋县人刘元吉纂修《洋县志备考》，订正补充光绪《洋县志》;
民国二十五年()三月，陕南旅京同乡会撰(薛祥绥执笔)《陕南旅京同乡会与邵主席论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书》刊印;
民国二十九年()七月，黎锦熙撰《方志今议》，商务印书馆出版;
民国二十九年()，薛祥绥纂修《西乡县志》20卷，抄本;
民国二十九年()，城固县教育局编《陕西城固教育概况》，陕西城固前驱印刷厂第一厂铅印;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宁羌人黎琴南著《全县经济调查报告书》刊印;
民国三十七年()，蔡洁丞撰《南郑工商志》刊印;
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李春和编著《西乡地理志》，陕西西乡永吉祥石印局承印。
这一历史时期，按照严格意义上的方志标准，仅《续修南郑县志》与《西乡县志》两部符合，还重刻了《汉中府志》，专志则有《南郑工商志》《城固县教育概况》与《西乡地理志》等付梓存世。
民国时期，基于中国地质地理科学的发展，汉中境内涌现多种科学考察活动，其中尤以汉中盆地地理考察与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规模最大，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兼具，系统性更强，科学地揭示了汉中地域的地质地理及地形的特征与科学内涵，《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及图集》与《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的文本中，其人文地理考察内容，为汉中地域梳理、积淀和固化了系列具有独特地域文化价值的方志文化材料，进一步丰富了汉中地域方志文化形态。同期，西北联大王钧衡的《小南海地理考察报告:汉中盆地南部之地形及其土地利用》、郑象铣的《汉中盆地的自然与人生》以及东北大学孙翰文的《陕西城固地方志》《陕省南郑地理志》《沔县地方小志》《宁羌小志》等著作亦促进了汉中方志文化生态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三、《续修陕西通志》对汉中方志文化发展的促进
民国初期年，陕西省设立陕西通志局，着手《陕西通志》的续修编纂工作，在该文化工程的筹备阶段，还刊印了《陕西续修通志局详定修志采访节略(附旧志目录)》，要求全省各县采集方志材料上报，配合《陕西通志》的续修工作，还要求各县实施方志修撰，年1月通志局更名为陕西通志馆，出台并颁布了《陕西通志馆组织规程》;在此之前的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此“概要”于当月12日以“国民政府指令”(第号)的形式发布全国，“准予备案，仰即转饬遵照”用以指导全国各省、县的方志编修。在此历史条件与背景下，汉中南郑于民国十年()完成了《续修南郑县志》的编修，此外洋县、城固、沔县、略阳、宁羌等县积极搜集、整理方志材料，上报陕西通志馆(局)，不仅如此，至年沔县、宁羌、略阳、城固、洋县等上报的方志材料分别以“呈赍遵令采编新志材料”为题陆续刊发于《陕西省政府公报》。这些材料，无疑为民国时期《续修陕西通志》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持。同时，汉中各县的此项工作也为本土积累下了系统的方志文化宝贵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对辛亥革命时期汉中各县的革命情况，如沔县、宁羌、略阳、洋县等县予以了高度重视，并设专栏置于各县“呈赍遵令采编新志材料”之首，如沔县之“革命纪略”、宁羌县之“革命事略”略阳县之“建元以来革命史略”与“革命先烈小传”、洋县之“革命史略”等等。这一系列“新志材料”虽然存续着中国传统方志文化的结构、体例与术语，但近现代科学技术门类与术语开始进入了汉中方志文化领域，如地质、气候、工业、金融、邮政、电报、银行、社会教育等，这一文化现象及近现代科学技术对汉中社会事业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深远影响，积累了宝贵的方志文化材料，尤以“城固县呈赍遵令采编新志材料”最为丰富。据此可以推断，20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汉中社会事业发展及社会文化思想开始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由此，也不难推断，汉中各县当年应有编修县志的计划与安排，但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大多有始无终，唯一且极具价值的方志编修实践活动是年代末期，由于西北联大在城固组建，以黎锦熙为代表的西北联大学人与当地文化名流联合开展了规模宏大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的城固县志续修工作，但这一修志实践活动却促进了中国方志文化理论的转型发展，无疑，“城固县呈赍遵令采编新志材料”为此奠定了较好的材料基础。这批“新志材料”可视为当时汉中各县筹划方志编修的一个较为成熟的“拟目”性资料文本，体系性较强，框架与结构也算基本完整，但材料本身却很粗朴和简约，可这是体现汉中方志文化与思想渐变、转型的一个重要物证，不容忽略。
年《续修陕西通志稿》付梓，总计二百二十卷，三百余万字，真可谓卷帙浩繁，体例完备，史料丰富，这应该是陕西在当时的文化工程所收获的重要成果，凝结了不少人多年的心血。但当此典为陕南侨寓京都南京文化人士浏览后，发现该志“违背潮流，纰缪百出，实为吾陕学术界最大污点。”陕南旅京同乡会委托汉中西乡籍学者薛祥绥先生执笔，致信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即《陕南旅京同乡会与邵主席论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书》，还刊印成册，在陕西籍乡党中广为散发传播。薛祥绥，陕籍西乡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就职于国民政府审计署，抗战爆发后还曾在西北联大执教，其间也参与了续修城固县志的分志纂修工作，即《乐城艺文志·文征》编撰;他学养深厚，涉猎广泛，桑梓之情浓郁，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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