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台到阜平
太原失守后,日本侵略军占据了正太路和同蒲路,阎锡山撤至晋西,后来又撤过黄河,到了宜川。至此,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完全被分割在敌后,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十一月七日,即太原失守的前一天,党中央指示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我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同志为参谋长,舒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查国祯同志为供给部长,叶青山同志为卫生部长。军区成立的时候,在五台石嘴普济寺开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太原虽然陷落了,但是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消息,还是传遍了华北四方。那几天,冀中、冀西、察南、平西和晋东北的不少抗日武装和抗日组织纷纷来函,表示庆贺和支持。
晋察冀军区成立之后,部队仍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那些寺庙很大,一座寺庙住几百个人不成问题。
五台山是我国的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那里有三百多座庙宇。这些庙宇,分为青庙和黄店两种,和尚庙叫做青庙,喇嘛庙叫做黄庙,和尚和喇嘛加起来有几千名。对于这些和尚和喇嘛,我们很尊重他们,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我们刚到五台山的时候,进庙之前,他们还奏起音乐欢迎我们。十二个乐师穿着同样的黑袈裟,又是长笛,又是短萧,还有皮鼓、小锣。真没想到,在这样偏僻的山乡,还有如此优雅的音乐。
从五台山的僧人对我们的欢迎,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态度。在日本侵略军的汹汹来势面前,八路军响亮地提出了“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口号,坚持抗战,保卫人民,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连出家人也受到感动。
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我们充分借鉴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何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对这些经验,我都有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感受。早在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军委就曾接到过毛泽东同志关于根据地建设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央军委还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对建立根据地的经验,体会就越来越深了。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在五台分兵时留下的部队不过三千人,其中主要是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几个连,还有一些干部。但是,形势的发展对开展游击战争却十分有利。因为日军正集中力量长驱直进,后方相当空虚。我们就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发展,以便打开局面。我们虽然最初选中了五台山,但并不孤零零地只搞一个五台山。仅仅局限于五台山,那就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当时,我们的着眼点,还是晋察冀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
由杨成武同志率领的独立团,在腰站战斗之后,于十月初夜袭涞源城,守城日军仓惶溃逃,涞源遂告光复。随后,他们又成功地进行了冯家沟伏击战,以小的代价,换取了毙伤一百多名日军的胜利,并乘胜收复了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源、易县等县城,开始向平西、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挺进,在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打开了局面。
由赵尔陆等同志率领的工作团和少数部队,活跃在五台山以西地区,排除了溃败的国民党军散兵的骚扰,扫除了发动群众的障碍,使开辟地区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工作迅速展开,在晋察冀边区的西部奠定了基础。不久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下辖三个团,杨成武、邓华同志分任师长和师政治委员。
由王平等同志率领的工作团和刘云彪同志率领的骑兵营,以阜平为中心,在附近各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成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并着手建立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发展起若干支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把抗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一步步落实到偏僻的山村,使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逐步稳定。
由周建屏和刘道生等同志率领的工作团和小部队活跃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下,在平山建立了以平山子弟为主的平山团,并在井陉、获鹿、正定、平定、阳泉、寿阳等地农村,组织起若干支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南部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为了加强各地区的武装和便于指挥,八路军总部决定,立即建立隶属于军区的四个军分区。
成立军分区的命令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由我宣布的。
第一军分区由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邓华同志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雁北、察南、平西、平汉路保定至北平段以西的冀西地区。
第二军分区由赵尔陆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晋东北和太原以北的晋北地区。
第三军分区由陈漫远同志任司令员、王平同志任政洽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及部分路东地区。
第四军分区由周建屏同志任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
各个军分区不仅有各自控制的区域,还有向纵深发展的活动范围,四周与敌接壤的广大地区,就是各自的游击区。这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初的规模。
由于我们高度重视扩大武装力量,饱受国破家亡之苦的人民群众涌跃参军,使晋察冀的武装部队得以迅速发展,各分区都成立了三个相当于团的大队,再加上人民武装配合作战,在很短时间内,就使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片国土回到人民手中。
根据形势的发展,我同军区的几个领导同志商量,军区指挥机关究竟设在哪里比较合适。
晋东北这个地方,我感到政治形势比较复杂,阎锡山在这里经营了多年,他的老家就在五台山下的河边村。我带着部队从原平奔赴平型关的时候,中途就经过河边村。那里修了许多公馆,住着阎锡山手下的一些将军,很阔气哩!因为没有必要同他们打交道,所以我们没进村,只是从村边过了一下。同时,我觉得把军区的指挥机关设在五台,位置也不适中,应该往东靠一靠,这样就选中了河北阜平,决定把军区领导机关从五台移到阜平去。
那时,张苏同志在阜平县担任抗日政府的县长。他原来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后来在蔚县中学里任校长,因为间学潮,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他逃到了西安。我们出师华北的时候,他与我们同路回到山西,很快又到了河北,被委任为阜平县抗日政府的县长。张苏对军区领导机关迁往阜平很支持。他对我说,冀西这个地方,地形好,群众基础也好,供应我们部队没问题。张苏同志后来参加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他工作很认真,很踏实,为巩固边区抗日政权做出了贡献。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同军区领导机关到达阜平城。河北的老乡有句俗话,叫做“平山不平,阜平不富”,阜平过去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小山城,穷得很。现在一变而成为晋察冀新的政治军事中心,城镇也显得有了生气,慢慢繁盛起来,抗战的歌声从沙河两岸传出,充满着新兴的景象。
根据地的创立,所属部队的扩充和发展,提出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缺乏干部。四面八方都说“要干部”,没有干部也硬“要”,结果,只好把我们老一些的战士调给他们当了队长或指导员。即使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许多同志盼望着后方能给我们输送一批干部来,解决这个燃眉之需。我知道,在我军大发展的形势下,到处都缺乏干部,就是后方有干部,当下也不能插翅飞来。因此,我们立即创办了一所短期的军政学校,来培训一批干部。这所学校的底子是一一五师随营学校,也是罗荣桓同志在“分家”时让留下的。他想得很周到,说你们留在敌后开辟根据地,一定需要大批干部,没有学校是不成的,就把随营学校留下了。军政学校的校长是孙毅同志。经过筹备,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很快开学了。
校址设在距阜平城三十里的一座喇嘛庙里,那个寺庙很大,大的僧房成了教室,小一点的作学员宿舍,庙前沙河的河滩,是宽阔的天然操场。我嘱咐孙毅同志,这所学校是为培养实际工作干部而办的,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员就学什么,教员就教什么,学校要提倡自觉的纪律,自由的研究精神。我还对各军分区的领导同志提出了要求:你们都可以介绍一些学生来,只要坚决抗日,有适当的文化水平,就很好!来军政学校学习的学员,大部分是山西、河北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还有几十个是平津流亡的大学生,另外一部分是部队输送的优秀战士和初级干部。学员们以战斗的热情学习军事知识和政治理论以及党的基本政策。这个学校的头两期,就培养了九百名干部,分配到各部队和地方政府。这些学员,很快便成为军队和地方的基层干部。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振奋了这一地区军民的抗战精神。各分区的部队,新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四处袭扰敌人,断敌交通,恢复城镇,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日本侵略军为保证其后方和铁路运输的安全,在军区成立仅半个月之后,就调集两万多兵力,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沿线,分八路围攻这个刚刚建立的根据地,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猖獗的敌军,军区新组建的部队,除一部分老的骨干力量外,大多数还没有作战经验。但是,战机紧迫,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由老的骨干力量带领,匆匆开上了迎击敌人的战场。我根据掌握的敌情,分析了敌军的企图和实力:它这次围攻的目的,是想压迫我们向深山退缩,以保证其交通线的安全,但是,它的兵力不足,地形生疏,又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的腹心地区。我看准了这一点,就电告各军分区把有基础有经验的团队部署在机动位置上,而依靠大量新组建的游击武装对付敌人的围攻,以削弱、消耗和疲惫敌人。
当平绥路方面的日军进攻广灵和蔚县地区时,即遭我军迎击;平汉路方面之敌,从保定、易县向涞源进攻,在易县的大小龙华遭我袭击,仓惶退回易县;同蒲路的日军刚一出动,即遭我游击队迎头打击,我军乘机袭占原平;正太路进攻之敌,一路大败于清城镇,一路中我埋伏惨败而归。
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
这次反敌围攻的胜利,使初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到了考验和锻炼。边区的父老们用丝帛做成锦旗,奏着笙萧鼓乐,欢迎部队凯旋归来。
反敌围攻结束后,我在阜平主持了全军区部队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为解决部队大发展时期的各项重大问题,尤其是加强政治工作和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的问题。这次政工会议的召开,使各部队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建立了人民军队的各种传统制度,并且清除了混入部队的各种坏分子,纯洁巩固了部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